摘要：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的、动态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然而，该理论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盲点。本文从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①等角度分析其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的不充分性。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文化地位 意识形态 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 不充分性 
On the Non-adequacy of Polysystem Theory in 
Explai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Zhang Qiyan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Polysystem Theory, an important bran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approaches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a systemic, dynamic, descriptive, functional, target language-oriented way and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peeds up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non-adequacy of this theory in explai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a nation and/or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 a given literary polysystem in relation to the source culture, ideology,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initiative. 

Keywords: Polysystem Theory; cultural position; ideology;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initiative; non-adequacy 

一、 引子 

多元系统理论是Itamar Even－Zohar于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的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Even－Zohar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 

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根据这一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Even－Zohar概括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尚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ibid）。 

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当我们拿这一理论来观照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时，总觉得有点圆凿方枘。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康有为在他的《强学会叙》中写到“俄北瞰，英西睒，法南邻，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引自陈福康，2000：93）。这时候，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文学系统中，翻译应该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日本学者遵本照雄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原创小说在数量上超过翻译小说。（王克非，573）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2000；廖七一，2000：68；谢世坚，2002）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但由于王东风与谢世坚都只是从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提出批评，而廖七一则是从该理论的论证方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至今国内尚没有文章对这一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不充分性进行探讨。因此，本人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深入的讨论，以求引起国内学人对这一问题有充分地认识。 

本文以为，多元系统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解释不充分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几个方面：1）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简单化2）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④和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3）过分强调两极，忽视中间，结果导致研究方法的僵化、简单化，忽视两极之间的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样就导致了该理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两对有趣的悖论――1）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只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而又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2）一方面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孤立的文本对照的翻译批评理论，开辟一条动态的、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又使它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论僵化、绝对化的窠臼，因此无情地遮蔽、抹煞了译者的作用，把翻译看成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 

本文拟从文化地位、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等角度来探讨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翻译现象时的不足。 

二、 文化地位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此时，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我们必须承认，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本身的特点等）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从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例如，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20年代，各种流派相继出现，表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30年代基本上是左翼文学占主导地位，从30年代后期起，文学界分化成各个流派，又出现了纷繁多样的局面。总的来说，现代派文学与左翼文学是这个时期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从这个时期起，美国文学开始发生世界性的影响（http://www.chinatranslate.net/world/usa-guide/Literature/history/history4.htm），而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半殖民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相对中国而言，美国处于强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美国时，应该是采用归化策略。而庞德1915年出版的《华夏集》却反其道而行之，该诗集翻译的出版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用Even-Zohar的话说就是，庞德的翻译参与创造了美国文学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处于强势文化的人也会提倡“异化”翻译策略。如美国学者文努迪（Venuti）提倡“译者应尽量让译者[现形]，以抗拒性的策略来代替传统的流畅译法”。（陈德鸿，2000：236）。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列强各国也加紧侵略中国，而英国则是当时的第一强国。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国的文学翻译到英国，应该采用归化策略，而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译《中国经典》时，“以忠实存真为第一要义，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保存原作形式不遗余力”（王辉，2003）。袁锦翔认为“理译最显著的特色是译笔严谨细腻”，刘重德说理译有七大优点：“用词确切，表达清楚；紧扣原文，依次递进；补其不足，理通文顺；善用句型，灵活多样；词性转换，大见功夫；保留形象，语言朴素；紧扣原文，切合风格。”（ibid） 

因此，本文更倾向认为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不是来自两种文化地位的强弱，译入语与源语之间好比贸易的双方，虽说这种贸易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公平的”，但它们之所以能进行不是因为它们的地位悬殊，而是源自它们各自的需求，翻译是两种语言间互通 “有” “无”的过程，尽管翻译不是“天真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强弱有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的选材与策略，其实这是建立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中的某种因素的需求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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