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94岁的韩贵堂老先生虽然有些耳背,但行动自如。他坐在家中床上字正腔圆、兴致勃勃地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起曾经岁月里的难忘故事——旁听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1956年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在军事法庭1963年对日本战犯宣判时任职翻译,并带领刑满释放的日本战犯参观了新中国。

韩贵堂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送走战犯前说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买一支圆珠笔吧,回去送给你的儿子,让他好好学习,千万别再像父辈那样重蹈覆辙!”

参加军事法庭旁听

1956年6月9日至19日、7月1日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分别对日军师团长藤田茂等8名将校级战犯以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等担任伪满洲国高级职务的2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36人最终分别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年我怀着极为愤怒的心情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的旁听,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事法庭旁听。当时的中央政法干校教务处处长徐平、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校长王敏求被聘为军事法庭辩护律师。”当时担任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副书记、组织教育科科长的韩贵堂告诉记者,那时他的工作很忙,但也挤出时间到法庭,要亲眼看一看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景,亲眼看一看战犯在人民面前低头认罪的狼狈样。

据韩贵堂讲述,第一天开庭后,首先由检察官宣读了长篇的起诉书,然后进行法庭调查。在法庭审判藤田茂时,有一位老妪出庭作证,她痛哭流涕地指证藤田茂将她的全家老小残忍杀害,只剩下她孤独一人。她悲痛欲绝,几次要扑向藤田茂拼命,被法警制止。

“当时法庭内只听见痛哭声,我的心情极为悲愤,虽然一再控制自己,但是同情的泪水还是顺着两颊流下来,直到抽泣起来。若不是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我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枪毙日本战犯’!”韩贵堂动情地说。

在审判期间,韩贵堂旁听了大部分的庭审。他向记者描述,在铁证如山面前,所有受审战犯没有一个否认自己的罪行或在法庭上要求减免刑罚。相反地,韩贵堂看到的多是痛哭流涕、低下脑袋或下跪认罪、请罪的场面。

“法庭上的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官、证人、律师和被告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极力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韩贵堂回忆说,他坐在旁听席上,也看到了受审战犯的认罪态度和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种种罪行的思想变化,深深感到新中国对改造战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韩贵堂说:“我作为法律工作者,能有机会参加军事法庭旁听,是一次难得的法律专业的学习机会。对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造战犯一系列政策和指示,加深了理解。”

韩贵堂说,中国人民政府能够把“魔鬼”改造成新人,在国际上反响很大,受到了普遍赞扬。

“我后来听说一些没有被起诉和陆续被释放的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演讲、著作、证言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韩贵堂欣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