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汉翻译原理》一书里，长期从事高校翻译课教学工作的作者周方珠说：“就英汉翻译而论，英汉语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可归入两个不同的语系——前者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后者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巨大的差异，在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这些差异造成翻译的巨大困难，有时也使翻译变成不可能的事。”

基于多年在我国国会里和国会外的国际会议上从事同步传译（以下简称同传）工作的经验，我认为英汉语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拼音语文，后者是单音语文，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蟹行字和方块字之间的大差别。对于同步传译员来说，这个语文内在的差异所造成的困难最大，而所带来的压力也最大。

这怎么说呢？原来同步传译，以前称为同时传译，也就是在同一时间里，把在会议上以甲种语言发言者的话，边听边译地以乙种语言即时传译出来，让不懂甲种语言的其他与会者了解他的发言内容。语言差异加上时间因素，就是困难和压力的成因。

单音节与多音节

拼音语言所用的字，大多数是多音节的（multisyllabic），但单音语言所用的字，都是单音节的（monosyllabic）。以多音节的英语，同步传译单音节的汉语，在时间上肯定会落后许多。不要说传译，光是照念事前先做好的译文也跟不上。

例如“高等学府”这四个字，只有4个音节。翻译成英文是"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共有9个音节。“外向型经济”翻成英文是"export-oriented economy"，5个音节变成10个音节。

更糟的是，碰到谚语、成语、诗词或几字真言时，同步传译员就算是以开机关枪的速度念事前先做好的译文也跟不上。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般的英文翻译是"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汉语的8个音节，变成英语的19个音节。就算以比较短的译法，把这句话翻译成"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也有15个音节。

在诗词方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英译是：

"Where, before me, are the ages that have gone?

And where, behind me, are the coming generations?"

原文只有10个音节，译文却有24个音节。

在数目字方面，有时也有这种少音节变成多音节的现象，如一亿美元（4个音节）变成one hundred million US dollars（9个音节）。

再举例来说，6月17日，《联合早报》刊登了一条新闻。题目为“李政道教授《十二字真言》”。他的真言是：“求学问，先学问；只学答，非学问。”现在试译成英语文如下："In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one should first learn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mere learning of how to answer questions is not true learning."（32个音节）。比较短的译法是："To learn, first learn how to ask questions. Merely learning how to answer questions is not learning."（23个音节）。

此外，同传工作本身，由于性质的关系，再加上原文和译文之间如文法、句法、结构等各种差异，一个句子从甲种语言传译成乙种语言，本来就有一小段不可避免的时间间隔（time lag）。这在一般上大概等于半个句子的时间，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发言者事前备稿应先发给同传

少音节变多音节的问题，既然增加同步传译的困难，有时候在时间上甚至使它变成“不能也，非不为也”的事，那应该怎么办？最近在曼谷参加一个双语（英汉）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和团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由于了解英汉的巨大差异和同传工作的内在困难，为了方便同传工作，确保只会英语的与会者能够通过传译听懂自己的汉语发言，他们在讲话或念稿时都放慢速度，给传译员有时间完成任务，发挥跨语言障碍的沟通效益。这种讲者和译者之间的谅解和默契，对双语或多语会议的成功，会有很大的贡献。

为了取得同传服务的良好效果，设有这种服务的我国国会和联合国都明文规定，发言者如事前备有演讲稿，应先发给同传进行准备工作。除了这个要求以外，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同步传译国际专业团体“国际会议传译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简称AIIC）还要求发言人在讲话或念稿时，每分钟不超过150个字。一般人讲话的速度，平均介于120到150个字之间。据说，我国最快的速记员，每分钟也只能记200个字。他们还得借助于录音机才能成事。

由于同传工作难度非常高，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依照上述要求，与同传译员互相配合，使其功效得以充分发挥，顺利完成跨语言障碍的桥梁沟通工作。这种情形，有点像电脑的运作那样。要使电脑充分发挥其功能，用者必须懂得电脑的性能、功能和极限，并且按照其基本程序操作，才能成事。

至于为什么要先把写好的演讲稿发给同传译员进行准备呢？这跟演讲的性质本身有关。人在讲话时，一般上都必须先行思考。很少人能不经大脑，出口成章。演讲人如即席演讲，必须边想边讲，同传译员也就可利用他的思考时间，边想边译。但是，念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候，演讲者只须看稿照念，不必思考，因为他的思考工作，已经在下笔写稿之前先做好了。此外，一个人在念稿时，也有念快的倾向，尤其是在国会里面，碰到财政预算辩论时，由于受到发言时间的限制，有些议员怕念不完，都会以特快的速度念稿，每分钟至少介于160到190个字。这样一来，同传译员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也就是没有边想边译的工作条件。这种情形，好像自行车（俗你脚踏车）跟摩托车赛跑那样。讲者骑摩托车轻松地加油飞驰而过，译者骑自行车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后面死追。因此，事前供稿给同传译员做准备和念稿不应太快的要求，就是要让译员有必要的思考时间，可以进行传译工作，不必被迫加入摩托车和自行车竞快的不公平比赛。

这种规定，在4种官方用语（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我国国会，尤其需要。在50年代中期，为了顺应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国情，当局设立了立法议院多种语言制度特选委员会，研究在新加坡自治后的立法议院，应用多种本地主要语言进行辩论的事宜。

委员会主席由当时的立法议院议长奥勒斯爵士担任，成员包括各有关方面的代表。为了集思广益，委员会在本地各种语文报章刊登广告，邀请公众人士就此课题发表意见。委员会也举行听证会，听取本外地（包括联合国）专家的意见。应邀出席听证会发表意见的人士，也包括来本地自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社群的语文工作者和专家。经过多次会议后，委员会终于在1957年发表报告书，根据专家的意见，提出各种有关落实多种语言立法辩论制度的建议。由于找不到华语／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步互译所需的人才，委员会建议在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等4种官方语言当中，以英语为“中枢语言”（Pivot language），语言的组合分别是：(1)英语／华语／英语；(2)英语／马来语／英语；(3)英语／淡米尔语／英语。

按照这个制度，部长或议员以英语发言时，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3组的同传译员，可分别把英语演讲传译成各自的语言。但是，如果发言者是以非英语发言，有关的同传译员，就必须把演讲传译成英语，再由其他两组的同传译员，同时分别转译成各自的语言。譬如说，有一位议员以华语发言，华语组的同传译员就必须同时把他的演讲传译成英语，再由马来语组和淡米尔语组的同传译员，同时转译成他们各自的语言。在这种情况底下，由甲种语言传译成乙种语言，再由乙种语言转译成丙种语言的过程，肯定会拉长传译的“时间间隔”。

因此，上述有关讲稿应先发给同传译员做准备的安排，就显得更加需要了。这完全不是要给译者有先睹为快的特权，而是为了克服同传工作固有的困难，使它得以顺利进行，满足多语同步互译的工作需要。多种语言同步互译的制度要成功落实，需要各方的谅解和适当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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