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要进行深入的翻译研究，必须先确定翻译概念。本文通过梳理翻译概念的历史流变过程表明，翻译概念迄今为止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本文认为，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现代汉语词典》“翻译” 词条的释义以及斯坦纳的“理解即翻译”的命题是当代翻译概念的典型代表，并由此推论：翻译不只是语言转换活动或“工具”，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概念；流变；生活方式；意义 

Reflections on the Evolvement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Abstract: Profound translation studies call for unequivoc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evolvement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perceives some uncertainty and irrationality in the present concept of translation. It is construed in the paper that Jakobson’s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Steiner’s proposition of “Understanding is translation” is typical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translation，from which it is inferred that translation, more than a linguistic transference or an “instrument”, is part of human life. To realize this point is paramount to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concept of translation; evolvement; way of life; significance 

翻译作为世间一事物，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翻译活动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从广义上说，翻译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翻译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与以前并不相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已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现在仍没有停止。要深入进行翻译研究、把握其精神实质，就有必要对翻译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追溯和梳理，并深入揭示其涵义。这也是翻译科学研究以及翻译本体论研究的必然开端。 

一 翻译概念的演变理路 

要考察翻译概念的渊源并非易事，从严格的意义说，其真正的历史意义上的源头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依托的只能是有记载的历史源头。 从历史上看，翻译之名发轫于《周礼•秋官》“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其志，达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然而，这里的“寄”、“象”、“狄鞮”、“译”只是官职的概念，还不是指翻译活动。但明显地，译官所司之职即“通其志，达其欲”。 “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 （王宏印，73）看来“译”从一开始即暗通“翻译活动”之意。 “寄”、“象”、“狄鞮”、“译”皆同义。 “象胥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约不过异俗、达其远情也” （王宏印，73））后来，“寄”、“象”、“狄鞮”三个名称渐次销声匿迹，“译”字成了翻译的统称。关于这其中的原因，赞宁《译经篇》是这样解释的：“今四方之民，译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 （王宏印，73）看来，据赞宁的推断，这是由于古代北方的翻译活动频繁所致。另外，《国语 • 周语》称司翻译之职者为“舌人”，称“姑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这些当时同样是指译官之职。随着汉代的佛经翻译活动的兴起，至两晋始盛，经南北朝，再到隋、唐两代，宏大而热烈的翻译场面和佛经翻译的重要地位，把人们的目光逐渐吸引到了翻译活动本身。从此，人们开始试图对翻译活动本身进行认识。及至唐代，翻译活动的概念终于渐发头角。如唐孔颖达：“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又唐贾公彦“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但至此，翻译之名仍是一“译” 字，以“翻译”明确指称翻译活动的现象始终没有出现。赞宁《译经篇》“彝乎东汉，始译《四十二章经》，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王宏印，73）但二名并行，指的应是“翻”、“译”二字均可单独用来指称翻译活动，并非一起联合使用之意，不能做“翻译”之名出现的依凭。　陈福康先生说：“翻译二字连用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但其义尚不清楚。”陈福康，4）似无据可依，也只能算推测。就“实”的方面来说，自汉代始，“译”不仅指“通其志，达其欲”之事，而且把佛经翻译活动也包括了进去。“翻译”的外延已经开始扩大。 

宋代以降，情况稍有了变化。在赞宁的《译经篇》中零星可见“翻”“译”二字并用的现象，如有“二非句，即赍经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的语句。（王宏印，83）此可谓“翻”“译”联袂，翻译之名诞生的第一确证。而一经生成，即沿用至今，迄今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固定的专门指称翻译活动的名称。宋代高僧法云对翻译进行了定义。“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 法云的定义包含着对翻译性质的探讨的倾向。但从外延上看，它把翻译活动局限于佛经翻译活动，翻译概念的外延领域有了变化，比以前有所收缩。随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翻译的外延再次扩大，把科技翻译又纳入其中。如徐光启：“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同之前，必须翻译。” （陈福康，54）这里的翻译主要指的是当时的科技翻译。 至清末，在严复，林纾等人手中，翻译的外延扩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 复至新文化运动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概念。 今天的翻译概念又有新的发展，已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它代表着我国当代意义最宽泛、最一般的翻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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